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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度校友 五四領袖——鄧中夏與廖書倉

2019-06-13 14:57:22  來源:紅歌會網  作者:馮資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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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書倉(1885-1954),字大酉,湖南永興縣唐明鄉聯盟村人。他與鄧中夏兩度成為校友,兩人的求學路線亦頗為相似。他1911年畢業于郴郡六城聯立中學,考入長沙廣益學堂英算專修科,而后進入北大法科。鄧中夏則是在廖書倉中學畢業兩年后,也進入郴郡六城聯立中學。他考入的是湖南高等師范學堂文史專修科,而后進入北大文科。廣益學堂系民主革命先驅禹之謨先生創辦,培養了不少人才,如李立三、歐陽予倩、朱镕基等先后在該校就讀。而湖南高等師范學堂是省立的,這里走出了蔡和森、舒新城、鄧中夏、朱芳圃、馬非百等名人志士。

  1914年的北大,風平浪靜,波瀾不驚。廖書倉所在的北大法政門,學生大部分都是京城的官宦子弟,一些學生甚至帶著仆人或聽差來校念書。他們無心讀書,對學術研究更毫無興趣,不是捧戲子,就是去逛八大胡同。師生之間彌漫著追求科舉名分和出身的腐敗空氣。從湘南鄉下來到京城,廖書倉倍感求學之艱辛,他一心向學,孜孜不倦。當時本科開設的主課有大清律例要義、法律原理學、東西各國法制比較、各國憲法、民法及民事訴訟法、各國刑法及刑事訴訟法等十四門課程,他門門課程都是優秀,尤其是法律原理學和民法、刑法、羅馬法等課程考試,每次都是全班第一,深得法政門學長黃右昌教授的喜愛。黃右昌與廖書倉既是同齡,又同為湖南老鄉,他對廖書倉寄予很大的希望,視如兄弟,照顧有加,并推薦他課外研習清人徐乾學的《讀禮通考》和秦蕙田的《五禮通考》等書。

  1917年蔡元培先生出長北大,立即著手對北大的學風和校風實施徹底的改造,力圖使之成為名符其實的全國最高學府。蔡元培到校視事的第一次就職講演就開宗明義提出“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人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就在蔡先生演講之后不久,17級的新生鄧中夏入學了,他的宿舍分配在東宙齋七號,與住在東宙齋5號的廖書倉隔壁而居。兩個郴郡六城聯立中學畢業的學子,就這樣相識了。

  蔡元培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發展策略,改革后的北大學術空氣逐漸濃厚,為學生營造了濃厚的思考和探究真理的空間。校內學術討論、理論研究和自由爭辯的風氣盛極一時,各種學術講座接連不斷,各種學術團體如雨后春筍。廖書倉就先后加入了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音樂研究會、學余俱樂部等團體,并在這幾個團體中分別擔任了文牘干事、編輯干事、執事等職務,嶄露頭角。而此時的鄧中夏初來乍到,還埋頭于鉆故紙堆,非先秦諸子文不讀,似乎與政治無緣。是年12月27日,入校三個月的大一新生鄧中夏與大三的廖書倉等聯名在《北京大學日刊》發表啟事,發起成立“北京大學消費公社”。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消費公社于翌年3月成立,日用品銷售所在景山東街40號正式開張營業。這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個股份制的商業合作社。

  真正讓鄧中夏廖書倉與政治結緣是在1918年的5月。

  1918年5月,為反對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秘密簽訂喪權辱國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中國留日學生組織抗議示威,全體罷課回國。5月15日,鄧中夏與廖書倉、許德珩、高君宇等到火車站迎接“留日學生救國團”先遣隊的李達、阮湘、王希天、黃日葵等人由津抵京,并一起在湖南會館商討對策。5月20日晚,鄧中夏與廖書倉等在北大西齋飯廳主持召開了北京各高校學生代表會議,請“留日學生救國團”的代表介紹情況,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會上議決翌日各高校派代表赴總統府請愿,聲援留日學生的愛國行動。

  5月21日上午,鄧中夏與廖書倉、許德珩等人率領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北京高等工業專門學校、法政專門學校等學生代表兩千多人,前往新半門總統府請愿,強烈要求廢除《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收回山東半島主權。學生代表們在總統府門外站定,推舉鄧中夏、廖書倉、李達、王希天、許德珩、阮湘等八位學生代表面見馮國璋遞交請愿書。馮國璋被迫接見了學生代表,收下了請愿書,用花言巧語哄騙亳無斗爭經驗的學生,假意答應學生們提出的各項要求。學生們聽信馮國璋的謊言,第二天便宣布回校復課。中國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催生了“學生救國會”的成立及會刊《國民》雜志的創刊。鄧中夏、廖書倉、許德珩等人聯名在《北京大學日刊》刊載《國民雜志社啟事》:

  “同人戚于世界潮流變遷之劇,國民智識不足以資為因應,實為國家前途之一厄象;爰集同志組織一月刊雜志,名曰《國民》,以增進國民智識為主旨,本研究之所得貢獻國民”。

  《國民》雜志的宗旨為:“增進國民人格;灌輸國民常識;研究學術;提倡國貨”,以社會政治的實際題為主,進行反帝愛國與爭取民主的宣傳。鄧中夏與許德珩擔任了雜志編輯股干事,廖書倉與黃日葵則擔任特別編輯員。在成立大會上,蔡元培、李大釗、邵飄萍先后發表演說,對雜志抱以極大的希望。蔡元培親自為《國民》創刊號作序,云:

  “《國民雜志》者,北京學生所印行也。學生唯一之義務在求學,胡以犧牲其求學之時間與心力,而從事于普通國民之業務,以營此雜志?曰:迫于愛國之心,不得已也。向使學生而外之國民,均能愛國,而盡力于救國之事業,使為學生者得專心求學,學成而后有以大效于國,誠學生之幸也。而我國大多數之國民,方漠然于吾國之安危,若與己無關。而一部分有力者,乃日以椽喪國家為務。其能知國家主義而竭誠以保護之者,至少數耳。求能助此少數愛國家、喚醒無意識之大多數國民,而抵制椽喪國家之行為,非學生而誰?嗚呼!學生之犧牲其時間與心力,以營此救國之雜志,誠不得已也”。

  蔡先生還對雜志提出了正確、純潔、博大、有恒的四項要求,希望雜志“慎勿以無聊之詞章充篇幅”,“勿提倡絕端利己之國家主義”,“愿社員永遠保此朝氣,進行不怠,則于諸君喚醒國民之初心,始為無負也”。

  鄧中夏以“大壑”的筆名,在《國民》“國內外大事紀”專欄先后發表了《國防軍之成立》、《內閣問題》、《歐洲和議吾國委員之派遣》、《中日新交涉》、《國防軍與日本》、《鐵路統一問題》等文章,對國內外重大問題進行評述。《國民》雜志的創刊,以鮮明的愛國立場,加強了愛國學生之間的聯系,推動了正在醞釀和興起的反帝愛國運動。

  蔡元培先生有感于“北京自袁政府時代,收買議員,運動帝制,攫全國之公款,用之如泥沙,得之者無所顧惜,則狂賭狂嫖,一方面驅于僥幸之心,一方面且用為鉆營之術。謬種流傳,迄今未已”,在北大發起成立“進德會”,在廖書倉的介紹下,鄧中夏參加了“進德會”,成為乙種會員,以不嫖、不賭、不娶妾、不作官吏、不作議員為信條,以此來繩己、謝人、止謗,砥礪私行,挽救頹風。廖書倉同為乙種會員,并當選為進德會的評議員及糾察員。李大釗、章士釗、陳獨秀、沈尹默、劉師培、楊昌濟、錢玄同、胡適、馬寅初等皆入該會,會員人數多達六百余人。進德會對扭轉當時北大部分師生道德風尚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1918年11月15日至16日,北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搭臺舉行“慶祝歐戰勝利”講演大會。參加大會的有北京各高等院校男女學生3萬余人,“旌旗滿天,電彩照耀,鼓樂喧闐,好不熱鬧”。鄧中夏與廖書倉都參加了這幾天的集會。蔡元培先生在集會上發表了《黑暗與光明的消長》、《勞工神圣》兩篇講演。李大釗先生在會上作了題為《庶民的勝利》的講演,熱情歌頌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廖書倉也在會上發表了《公理戰勝強權》的演說。幾天之后,象征國恥的克德林碑被拆除了。

  在創辦和編輯《國民》雜志的過程中,鄧中夏發現一個問題,那就是《國民》雜志對那些識字的人有宣傳效用,而對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青年工人、農民,就顯得很不夠了。為了解決此問題,鄧中夏決心走出校門,向廣大的民眾傳播文化知識,激發他們的愛國熱情。他的想法與廖書倉不謀而合,于是他們又找到許德珩、黃日葵、周炳琳等人商量,決定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1919年3月7日,鄧中夏、廖書倉等14人聯名在《北京大學日刊》發出《征集團員啟事》:“蓋聞教育之大別有二:一曰以人就學之教育,學校教育是也;一曰以學就人之教育,露天演講、刊發出版物是也。共和國家以平民教育為基礎,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也,平等教育也。學校教育惟饒于資財者之子弟始得享受,而寒畯之子弟及迫于生計而中途失學者不與焉,未足語于平民教育。茍乏術以補救之,則人民智識必大相懸殊,社會上不平之景象必層見迭出,共和國體必根本動搖。補救之術維何?厥曰露天演講、刊布出版物,亦即所以補助學校教育之所不及者也。顧以吾國平民識字者少,能閱印刷品出版物者只限于少數人,欲期教育之普及與平等,自非從事演講不為功。北京大學固以平民主義之大學為標準者也,平民主義之大學,注重平民主義之實施,故平民教育尚焉。同人等發起茲團,所以達此旨也。同學中熱心平民教育者,愿興起共襄斯舉”。

  征集啟事刊出后,很快就征集了團員四十余人。3月23日,“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成立大會在馬神廟的校長辦公室召開,鄧中夏與廖書倉當選為總務干事。他倆一起起草修改章程,購置必要的講演設備,尋覓講演團的辦公場所及講演場地,忙得不亦樂乎。

  4月3日,北大放春假三天,鄧中夏與廖書倉帶領講演團來到東便門內的蟠桃宮進行了連續三天的講演。他們打著小白旗,敲響銅鑼,找人多的地方開始講演。廖書倉第一個開講,在他的帶領下,許德珩、丁肇青、周長憲等紛紛發表演講。三天的春假,講演團一共作了三十八場講演,其中廖書倉講演三場,講題分別為《平民教育講演之意義》、《勤勞》、《慈善事業之批評》。鄧中夏講演兩場,講題是《家庭制度》、《現在的皇帝倒霉了》。學生們聲情并茂的演講,觸動了場下所有群眾的心,與此同時,也提高了他們的愛國覺悟。

  5月2日,鄧中夏得知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后,當即與廖書倉、許德珩召集《國民》雜志社的各校代表緊急會商,決定以《國民》雜志社和平民教育講演團的名義,通告北京大學全體同學,于3日晚在法科禮堂舉行全體大會,并邀請各高校代表參加。翌日晚7時,會議如期召開,法科禮堂群情激憤,大會臨時主席廖書倉報告中國外交失敗的經過后,鄧中夏在會上呼吁說:“我們要不做亡國奴,就要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我們要求政府拒絕在和約上簽字,我們要抗議,要用實際行動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北大法科學生謝紹敏當場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大字。

  會上作出四條決定,聯合各界一致力爭,通電巴黎專使不簽字,通電各省市于5月7日國恥紀念日舉行游行示威運動,五月四日(星期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之大示威。大會一直開到深夜一點多鐘。散會后,鄧中夏與廖書倉又在校園內跑來跑去,幫助擬標語,印傳單,起草通電,與各校聯系,籌劃游行示威的具體路線,一夜沒有合眼。

  5月4日,一個改寫中國歷史的莊嚴日子,彪炳史冊的五四運動從此拉開了帷幕。

  下午1時,北京十幾所中等以上學校的5000多學生齊集天安門廣場,數十面大小白旗在天空獵獵飛舞,猶以北京大學一幅大白布挽聯式旗幟格外引人注目: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悖余孽死有頭。這26個字是昨天文科學生擬定后,請廖書倉書寫的。大家都知道他的字寫得好,學校附近店鋪的店名、招貼幾乎都是請他書寫的。“書倉書倉,這幾個字,尚不足倉廩一角呢”,鄧中夏戲謔說道他。

  廖書倉宣布大會開始,全體通過許德珩、鄧中夏起草的《北京學界宣言》: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并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游行隊伍沿途高呼“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頭可斷、青島不可失”、“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口號,聲震云天。經東交民巷前往使館區時,到達趙家樓附近。鄧中夏靈機一動,提議去曹宅聲討曹汝霖。憤怒的學生沖人曹宅,痛打正在曹宅的另一名賣國賊章宗祥,并放火焚燒曹宅。大火燃點了愛國學生的激情,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鄧中夏出任學聯宣傳股主任,后來又當選學聯總務干事。學聯派出代表到各省聯系,請求聲援,憤怒的吼聲與鏗鏘的足音在全國各地陸續響起。

  5月18日,鄧中夏與廖書倉分頭帶領“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的成員到京師學務局的東、南、西、北四個講演所去講演,鄧中夏作了題為《青島交涉失敗史》的演講,結合五四運動,向市民宣傳中國外交失敗的原由,呼吁民眾團結起來,抵制日貨。廖書倉不辭辛勞,一天之內竟然作了五場演說,講題分別是《國民和民國的關系》、《青島關系我國之將來》、《政府為什么要抽稅》和《鹽稅之批評》、《什么叫做法律》,愛國之情,著實可嘉。

  就在這一年夏秋間,鄧中夏與羅章龍、易克嶷、楊東莼、李梅羹、馬非百、吳雨銘等十幾位湘籍同學發起“新村新生活”實驗,他們在黃城根達教胡同2號租了一個大院住下來,鄧中夏把這個院子取名為“曦園”,請廖書倉題名,意思是大家要像晨曦一樣充滿朝氣。在曦園不勞者不得食,大家躬行實踐,爭相參加體力勞動,輪流燒飯、做菜、洗衣、挑水、掃地、掏糞等,沒有雇用仆役。食堂伙食費按各人經濟能力自愿負擔,生活力求儉樸,嚴格實行不做官、不納妾、不狎妓的三不主義。大伙湊錢購置了圖書報刊,由各人認定專題自行學習與研究。由此,鄧中夏搬出了東宙齋,不再與廖書倉比鄰而居了。此時的廖書倉已經從北大畢業年余,留校任講師,在胡適手下每周為文科新生講授三節英文課。他還進入法科研究所作研究生,師從黃右昌潛心刑法學的研究。受胡適“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影響,他開始逐漸淡出政治,不再參與平民教育講演團的事務,也不再外出演講了。因此,新一屆團員選舉時,廖書倉落選,鄧中夏與楊鐘健擔任總務干事。

  1920年,鄧中夏在李大釗先生的指引下,發起成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廖書倉埋頭研究他的法學,出版了《刑事政策學》《三權分立論》兩本小冊子,并在北京高師、法政專科等校兼課。兩個昔日朝夕相處的校友,五四運動的真正領導者,逐漸拉開了距離,一個成為職業革命家,為主義東奔西走;一個以教書為業,期冀以教育喚醒國人。

  葉恭綽主長交通部時,廖書倉曾在路政司調查科任干事。葉恭綽調回北大后,他又隨其執教北大。北京三.一八慘案發生后,直奉戰爭開打,北京城內混亂不堪。廖書倉無心在北京圓他的“教育救國”之夢,索性攜家帶口于1927年年底回到湖南老家。這是一次在錯誤的時間、產生的錯誤舉動、去到一個錯誤的地方。1928年,正是朱德、陳毅領導的湘南暴動如火如荼之時,廖書倉的家鄉成立了蘇維埃政府。未幾,朱德率部上了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鄧中夏正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堅持為信念而戰,他卻回到唐明鄉,當起了鄉鏟共委員會主任。一個比芝麻還要小得多的職務,卻令他如癡如醉。發誓不再過問政治的他,政治卻找上他來了。是他的官癮重呢,還是迫不得已?不得而知。

  這個鏟共委員會主任做了年余,他又來到長沙,在湖南省政府審計委員會當干事,并兼做群治法政學校教員。鄧中夏血灑雨花臺后不久,廖書倉被委任為城步縣縣長,6個月之后莫名其妙遭撤職查辦,原來是他放任肖克領導的紅六軍團過境,“辦事不力,貽誤戎機”。他只好遠遁京滬一帶賣書畫年余,聊以謀生。后北大校友推薦他到芷江省立鄉村師范講授國文與英語。盧溝橋事變發生,廖書倉不讓兒子廖云程報考大學,卻令其遠走陜西鳳翔,考入黃埔第七分校十五期步兵科,畢業后即參加忻口會戰。張治中主湘時,念廖書倉五四有功,委他湖南省民眾抗日自衛團軍事參議會參議閑職。

  長沙大火后,廖書倉再次回到家鄉,充任永興私立安陵中學校長、省立三師教員、衡陽新京中學教務主任、郴州適存中學教員等職,直到新中國誕生。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本與廖書倉完全無關,他卻被永興縣公安局逮捕,關押兩年。出獄后不久即病逝。

  去世前,廖書倉曾作《詠菊》、《詠梅》各一首:“臭味能從淡處真,淵明是否汝前身。今朝拈就新詩句,得意常疑復古人”; "一枝疏影落尊前,艷似桃花分外妍。靖夜莫嫌容易得,卻知亦有希進心",以菊梅自況,個中滋味,唯有自知。

  (作者系高級編輯、教授,出版有《鄧中夏年譜》《傳播與鑒賞》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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