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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宏 | 全面的不幸福感:對西方“民主”的感受

2019-06-01 18:33:12  來源:察網  作者:李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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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宏 | 全面的不幸福感:對西方“民主”的感受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極大地肯定了人類的幸福感受,他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這樣寫道:幸福“是人所擁有的最好的東西”,“是最為神圣的事物”。他對痛苦則給予了極為負面的評價:“痛苦是惡,是應當避免的”。與此同時,亞里士多德還進一步指出了造成人類幸福與痛苦的社會道德因素:

  【“造成幸福的是合德性的活動,相反的活動則造成相反的結果。”】

  以此類推,我們完全可以從中得出這樣的結論:促成人類幸福的社會必然是從事“合德性的活動”的社會,而造成人類痛苦的社會則是從事“不合德性的活動”的社會。社會成員普遍的幸福或痛苦感受,乃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與道德與否的重要指標。

  英國哲學家邊沁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在《道德與立法原理引論》中曾提出“最大的幸福原則”。他認為“善”就是最大地增加了幸福的總量,并且引起了最少的痛楚;“惡”則反之。行為的對錯應根據其結果來判斷,主要看該行為是增多還是減少了人的幸福。所以,任何正確的行動和政治方針都必須做到產生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并且將痛苦縮減到最少,甚至在必要情況下可以犧牲少數人的利益。他認為若能夠減輕痛苦增加快樂幸福者,在道德上就是善良,在政治上就是優越,在法律上就是權利。

  那么,號稱“普世”的西方民主帶給人民的究竟是幸福還是痛苦呢?生活在西方“普世”民主之下的平頭百姓,又有著什么樣的日常生活感受呢?只要客觀冷靜地對西方社會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進行一番仔細觀察,我們便不難發現,西方“民主”帶給普通百姓的絕不是平靜安寧的幸福生活,而是長久的恐懼不安、憂郁焦慮以及空虛寂寞等極其痛苦的負面感受。

  

一、恐懼不安

 

  西方文化是以恐嚇為基礎的文化(fear-based culture),使老百姓時時刻刻處于驚恐不安之中,乃是西方統治集團屢試不爽的統治手法。國學大師辜鴻銘在《中國人的精神》中尖銳指出,西方人“是由于害怕上帝和恐懼法律而保持著秩序的”。永世不息的地獄之火曾經是西方人內心深處最大的恐懼,其無形的威懾作用令西方人在行為上多少有所收斂。如今在宗教勢力日漸式微的西方國家,宗教的震懾作用日益降低。但是,對法律的恐懼仍然是西方統治階級維持社會秩序最為有效的統治武器。在法治的名義下,名目繁多的法律法規將其銳利的觸角嚴絲合縫地滲透進日常生活中每一個最微小的細節,人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處在法律的嚴密監管之下。由于法律多如牛毛,違法犯罪反倒成了一件再容易不過的事情。即使是對那些僅僅是在無意之中觸犯了其中某一條最微不足道的法律條文的人,也一定要嚴懲不怠。等待他們的除了警察和監獄以外,還有曠日持久、耗資巨大的司法程序。在嚴刑峻法的威赫下,西方人生活在動輒得咎的恐懼不安中,每時每刻、隨時隨地都要提心吊膽、謹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就觸犯了哪個天條。即使未做任何道德上的虧心事,也深恐違背了多如牛毛的各種法律法規,造成不堪設想的災難性后果,身心很難完全放松下來。

  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后,西方資本統治集團又開發了一個實行恐怖統治的嶄新的殺手锏——失業。充分發掘與利用人們對失業的恐懼,成為西方統治階級坐享太平的統治法寶。奧地利政治經濟學家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說:

  【“失業無疑現在是、并且經常是苦難的根源。”】

  失業不僅使勞動者喪失了賴以維生的經濟來源,也給本人及家庭帶來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失業往往與酗酒、吸毒、離婚、憂郁癥、精神失常乃至自殺等悲劇事件緊密相聯。正因為如此,失業構成了資本主義國家勞動人民最大的恐懼。德裔美國學者弗羅姆在《逃避自由》中也承認:“極大多數的人都有害怕失業的心理,而且這已成了不堪忍受的心理負擔,人的整個一生都籠罩著害怕失業的陰影”,這在實際上成為了“一種不堪忍受的負擔”。然而,資本家和管理層卻得以從工人的恐懼感中坐收漁翁之利,因為被失業的恐懼所支配的工人更容易接受低劣的工作條件和工資待遇。

  西方式的法律專制以及失業的雙重威脅,從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牢牢統轄著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制造了“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恐怖社會氛圍。異常強烈的恐懼感因之貫穿于幾乎每個西方人的一生,成為他們人生中最深刻而又真實的內心感受。恐懼感普遍、廣泛而又長久的存在,嚴重削弱了西方人的幸福感,將本應美好的生活變成噩夢一般的恐怖存在。荷蘭裔美國學者房龍在《寬容》中哀嘆道:

  【“多少個時代過去了,生命本來是光榮的歷程,卻變成了一場可怕的經歷,這一切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迄今為止人的生存完全被恐怖所籠罩。”】

  

二、憂郁焦慮

 

  人民的幸福絕非西方“民主”制度的關注焦點與奮斗目標,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更多地取決于個體在市場競爭中的成敗得失。正如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明所指出的,西方民主被掏空了一切實質內容,而落入市場的股掌之中。普通百姓除了在市場上出賣勞動力之外,可以說是一無所有。而市場不是把勞動者看作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而是把他們看作諸多生產要素中的一種,必須隨時接受資本家的隨意調遣。他們作為人類的基本生活需要和情感需求,并不在資本家的謀劃范圍之內。德國哲學家馬克斯·韋伯曾經直截了當地指出,市場對人沒有尊重。所以,人們注定要在市場中受到很大的傷害。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主要受盲目性和非理性力量的制約,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有形無形之中引導著整個社會經濟的運行,市場因此常年處于無序狀態,自由競爭無疑又加劇了市場活動的風險性不可預測性。因此,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極為不穩定的高風險經濟模式。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佩雷爾曼在《市場的天生不穩定性》一書中分析了市場社會內在危機的本質和原因,重新反思了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自由競爭原則對社會經濟所造成的災難性影響。他認為競爭不加選擇地對正當和不正當的事物都進行破壞,從而對社會造成嚴重損害。市場的波動及其不確定性不可避免地沖擊著人們的現實生活,對人的適應能力、靈活應變能力、抗壓力能力以及抗風險能力等都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心理素質欠佳的人很難從容應對市場競爭過程中的滄桑巨變。長年累月面對變化無常的市場,絕大多數凡夫俗子都會因前途未卜而產生無能為力的挫敗感,現代西方人的憂郁與焦慮皆因此而來。德國馬克思主義者瓦爾特·本雅明在《作為宗教的資本主義》中,將其稱作“資本主義時代特有的一種精神疾病。在貧困和流浪中的精神(而非物質)的無望。”

  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約翰?格雷在《人類幸福論》中說,資本主義企業經營活動本身“就是十足的奴役”。他生動形象地描述了被陰晴無定的市場競爭折磨得心力交瘁的蕓蕓眾生相:

  【“在工廠和大企業里,企業主本人雖然并不做勞累的工作,然而他們的精神卻處在經常不安的狀態中。他們被隨時可能發生的危險所折磨著:不是擔心自己被競爭者搞垮,便是擔心自己的債務人還不出債而失去自己的財產。他們的思想中經常被物價波動、生意虧本、投機失敗以及其他類似的不愉快事情糾纏著。結果他們變得憂郁、易怒、吝嗇.陰險和冷酷無情……既然企業主的情況這樣,那本受雇用的職工的情況又該怎么樣呢?他們實在會羨慕田野中的野獸和空中的飛鳥。……這些人是世界上最受壓抑的奴隸。”】

  市場競爭的重壓導致人們精神上的壓抑,讓越來越多的人患上了憂郁癥和焦慮癥,為西方國家贏得了Prozac Nation(百憂解國度)的美名。美國學者羅伯特·萊恩在《市場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一書中不無感慨地說道:

  【“一個不幸和憂郁的幽靈徘徊在全世界發達的市場民主國家,這個幽靈是對市場將福祉最大化的觀念以及十八世紀所應許的在人民自己選擇的仁慈政府之下追求幸福的權利的嘲弄。”】

  他認為“如此巨大的不斷增長的憂郁,對于任何一個文明來講,都是一個悲劇。”

  

三、空虛寂寞

 

  資本主義制度是由一系列資本主義價值觀念來支撐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經濟上的功利主義以及道義上的個人主義。資本主義價值觀既迎合了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階級本性與牟取暴利的階級需要,也從思想觀念上保證了資本主義制度的順利運行。但是,功利主義與個人主義等資產階級價值觀,對廣大勞動人民來說,卻無異于一劑有百害而無一益的毒藥。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滿》中直言不諱地承認,西方文明進步的代價是幸福的喪失,他發現很多人“無法忍受社會在為其文化理想服務時對他施加的挫折感”。

  功利主義吞噬了人類非經濟價值的存在空間,將人們的絕大多數時間、精力和能力都消耗在賺錢牟利或掙錢維生這一經濟活動上。它掏空了豐富多彩的生活內容,將人生轉變成一場錙銖必較的利益爭奪戰。為了維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必須放棄自己的興趣、愛好、才華與天性,僅僅圍繞賺取金錢這一活動來規劃自己的職業生涯與生活道路。在這一過程當中,人們不自覺地變成了毫無生活情趣的賺錢機器和經濟動物,在周而復始的艱辛勞作中體會到的只有民生之多艱,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喪失殆盡,強烈的空虛感遂乘虛而入。

  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則毒化了互助友愛的人際交往,用冰冷無情的利己打算構筑起一堵堵人和人之間永遠無法跨越的高墻,并進而瓦解了渾然天成的傳統家庭、家族和鄰里關系,迫使人們全身心投入到“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戰爭”之中,這種生活方式很容易令人產生孤立無援的寂寞感。羅伯特·萊恩的研究表明,人類的幸福并不取決于經濟收入的多少,而是取決于人際關系是否親密和諧。幸福主要來自于家庭關系、同事關系以及鄰里關系等微觀世界,而不是來自于政治和經濟等宏觀領域。因此,萊恩認為“民主的功績在于它對這些微觀世界的影響”,而西方民主“似乎并沒有讓它的公民幸福,也沒有努力解除他們的不幸”。就民主的結果來看,生活在西方民主體制下的人民罕有幸福可言。

  西方“民主”之所以無法做到增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因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原則、基本構成要素及其所推崇的道德觀和價值觀,都是不符合人性的。正如約翰?格雷所說“我們就應當使人類的一切規章制度能適應他們的天性。因為經驗經常能夠充分證明,我們不可能任性地用規章制度去束縛人類的天性而不破壞他們的幸福。使人類的天性服從于跟它相矛盾的法律、規章和習慣的企圖,縱然不是使人類遭受災難的唯一的根源,但也是主要的根源。在這方面沒有進行徹底改革以前,促使人類幸福的任何嘗試都不會有什么結果。”

  西方人所日常感受到的生不如死的精神痛苦,是對資本主義制度所發出的無聲抗議,它明白無誤地顯明了資本主義的人文危機和道德危機。愛爾蘭作家奧斯卡•王爾德在《資本主義下人的靈魂》中這樣說:

  【“快樂是大自然的測試,她贊許的信號。當一個人快樂的時候,他和自己以及他周圍的環境是和諧的。”】

  而痛苦則“是一種抗爭。它是錯誤、病態與不公正環境的參照物。當錯誤、病態與不公被消除之時,它也就不再存在。”德國偉大哲學家尼采更是言簡意賅地表示:“沒有帶來歡笑的一切真理都是虛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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