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 文章中心 > 縱論天下 > 學者觀點

老田:見證農村社會的歷史性質變:兼談什么是人民的歷史以及傳統鄉村的現代轉型問題

2019-10-23 09:00:00  來源:紅歌會網  作者:老田
點擊:    評論: (查看)

  大多數人口所親歷的歷史,與權威們寫入史書的狀況,截然有別。而且,人們的生產狀況與生存體驗如何,與人們用以理解身邊這個世界的世界觀變化,也大有關聯。

  一

  今天在一個微信群與群友討論農村迷信話題,偶然發現以老田極其貧乏的人生經歷,已經有成為歷史見證人的資格了。話題是從一位群友提到1970年代農村迷信開始的。

  老田在1970年代初期開始上小學,已經有了明確的記憶,似乎不存群友所說的“迷信大躍進”的狀況,舊有的迷信沒有消失倒是真的,老一輩人還使用一部分舊的思維框架。

  農民和農村的變化,對于中國幾個歷史質變點而言,總有種“趕不上趟”的滯后感覺。由此,農村和農民同志們很有點對不起歷史,歷史書上說1840年進入近代史,1919年進入了現代史,1949年進入了當代史,就農民的生存境況與農業耕作程序而言,期間變化甚微,好像連一個歷史質變點都沒有趕上。

  甚至,如果就“生產力”的工具代表性而言,農村的變化還要不堪些。土改時期,老家一帶的“五大農具”——犁耙耖水車鏨磙等均歷史悠久,其中龍骨水車發明于漢代,牛耕起于戰國時期,曲轅犁成熟于唐代,這都是些歷史超過千年的“極端成熟”技術;而老家作為水稻產區,種植水稻的耕作程序與加工程序,與宋代一位樓先生記錄的“耕織圖”所差甚少,只是投入密度(精耕細作的程度)有所不同。

傳承無比久遠的耕作技術:左圖為后世臨摹的宋代耕織圖,右圖為今日中國的春耕照片

  南宋紹興年間於潛縣令樓璹,所作《耕織圖》有農耕二十一圖并紡織二十四圖,其中耕圖內容所揭示的水稻耕作與加工程序有:浸種、耕、耙耨、耖、碌碡、布秧、初秧、淤蔭、撥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場、持穗、舂碓、簸、揚礱、入倉、祭神。這其中大多數活路,老田都親手操作過N遍。

  二

  在老田的記憶中間,農村生產與生活方面較大的變革,均集中于文革后期或者70年代。老家農村,生產方面的顯著變化,起于1950年代集體農業,見成效于1970年代。生活方面的顯著變革,則相對集中在1970年代前后。

  與耕作方式的傳統性緊密相關,生活方面的變化也相對緩慢,人們對思想框架的穩定性也不無堅守。比老田年紀大的父老鄉親中間,文盲是大多數,人們思考問題的方法,講述歷史的方式,也都充滿著對前現代時期的部分“繼承性”特點。

  小時候,聽大人“講古”,上一輩人的口傳歷史中間,往往缺乏過程和邏輯描述,主要體現為一個個孤立的歷史大事件。其中,這樣一些事件往往被最頻繁提到:“民國二十七年跑反”“跑東洋人的反”;“民國三十六年劉鄧大軍南下”“在韓葫蘆山住了一個多月”;然后就是新中國的系列變化了:“土改”“復查”“統購”“五四年大水到了獅子頭”“五六年轉社”“五八年吃食堂”“六四年小四清”“六五年系統四清”等等。前兩年回老家,一位堂叔父還提到,“現在無官不貪,要是再來一次系統四清就好了。”

  今天則很不同,哪怕是在微群的“典型的非專業”爭論中間,很多人的發言方式,依然是一種充滿著知識分子特點的歷史認識——大都是在學會了邏輯思維和大量閱讀之后才形成的觀點,下判斷所依據的事實和思維框架早已經不局限于直接經驗與傳統了,這與農村老一輩人對世界的認識方式,形成鮮明的對照。

  我記得小時候,母親跟我說過N次:毛主席他老人家洪福齊天,現在天下太平,又不怕天干和發大水。在這個提煉方式中間,母親的世界觀是舊時代的,傳統時代說要是一個皇帝洪福足夠的話,就會帶來河清海晏、歲和時豐的效果,這種提出問題和解答問題的提煉方式,可能是漢代興起的天人感應說的民間化;在這個古老的思維框架之下,母親下判斷的事實依據,卻是白蓮河水庫東干渠貫通,開始對老家供水。

  與今天知識人不同,我母親則完全不識字,遠非精英。但她那樣的人在全國數以億計,她們對世界下判斷完全依賴經驗事實和身邊顯而易見的變化。看起來,在每一個世界性的革命性變化中間,總有些人往往要等到潮流的最后階段——世界上大多數事務都發生了實實在在的變化之后,才會被潮流最后裹挾進去,然后才會產生新的經驗和體驗,我母親看來就是屬于這樣一群后知后覺的人。

  當然,1970年代的故鄉農村,也絕對不是天堂,但1970年代確實有理由讓人樂觀,我父母輩的人,大都相當篤定地認定后輩會比他們過得好,今天還能夠繼續下這種判斷的人也許還有,但不會太多就是了。

  三

  當時農村生產方面的變化相對小一些,但生活方面的變革則是根本性的,1970年代大隊一級有了機械磨面碾米的作坊,脫粒基本上機械化了,耕織圖中間“登場”之后的各種程序多被拋棄了,真正成為了歷史;然后農村差不多在這個時期徹底甩掉紡線車,不再有人紡線織布了。傳統“男耕女織”的家庭內部分工,至此泯然絕跡。

精英們拼命詆毀的政治符號和人物在農民那里依然得到較高認同,攝于長陽縣一農家堂屋

  出生于1960年代的女孩子,再也沒有一個人會去學習紡線織布了,其人生規劃也不再受到家庭分工的束縛了,女性由此開始大量參與學校教育和農業生產勞動,這恰與文革晚期小學教育在農村普及同時,此后就成為農村社會的一個“新常態”了。

  農村女性走出家務勞動分工的束縛,根本改變了人類自身的再生產狀況,經驗材料顯示:女性就業和受教育狀況與生育率呈高度負相關關系,結果,短期內就顯著改變中國的人口再生產類型。一般而言,傳統人口再生產呈現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人口增長率”的“高高低”狀況,西方國家是到了工業革命完成之后,開始發生質變,形成一種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增長率”的“低低低”狀況,西方先進國家完成這個變化花了上百年時間。與西方國家顯著不同,中國的人口再生產類型轉變,是在工業化尚未影響到大多數人口的條件下,集中于毛時代不到30年時間內,就已經完成了這個轉變。之所以如此,因全國總人口的六分之五都居住在農村,農村社會的變化對此產生的影響最為顯著。

  在1950年代,由于土改與合作化事業的進步,中國社會中間從前最貧困的階層,其“食物獲取權”得到了顯著提高,結果在不到10年的時間內,人口死亡率就下降到11‰左右,這是第一個極其顯著的變化。1970年代,農村女性獲得更為平等受教育機會和參加生產勞動的機會,由此顯著降低了生育率,全國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數字從1970年的5.18下降到1980年的2.5,結果在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之前,傳統的高生育率狀況就顯著改變了,這是第二個重大變化。

  毛時代中國人口的大多數,雖然仍然從事農業并在農村生活,但是,激發人口再生產類型質變的各種因子,均已經在工業化與城市化到來之前就已經具備了。結果,大約在不到30年的時間段中間,中國就已經完成了西方上百年從“高高低”到“低低低”的轉變,而且是在大多數人口尚未受到工業化和城市化裹挾的條件下“提前”完成的。此后,由于人口年齡結構過輕的慣性,人口絕對數增長的下降過程來得稍晚些,但是,傳統時代高生育率的社會基礎,早已經不存在了。此時,實際上不需要采取那種過分極端的計劃生育政策,通過相對溫和的引導措施,應該就能夠把業已十分靠近更替水平的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由2.5下降到2.3左右即可。

  應該說,農民的大多數沒有趕上中國歷史的前幾個質變點,這是確鑿無疑的。同時,也由于毛時代農民和農村的超前變化,短期內就徹底改變人口再生產類型,這個提前發生的變化及其準確內涵,依然不被中國官學兩界的精英們所充分理解,所以,籠罩在這一類問題的精英學術成果及相關認識,至今充滿著邏輯混亂的瞎說和流布甚廣的謠言。

  四

  1970年代的大變化,還有公共物品的生產與供應方面。當時依托公社三級體制,服務生產性技術需要的有“人民公社八大員”;而服務于個體生存需要的主要改變,最為顯著的是醫療和教育。由赤腳醫生擔綱的合作醫療網絡(這個徹底替代了傳統的巫醫和馬腳),在農村大范圍普及了;然后,文字下鄉取得重大成就也是這個時期——農村開始普及小學教育。

  在老家農村(全國也差不多),比老田年紀大的人群中間,文盲是大多數,比老田小的年齡段人口,文盲就成了少數。與這個變化相對應,在近現代各種軍事歷史中間往往會出現一個地名的多種寫法或者叫法的混亂,都完全終結了。例如紅軍長征通過皎平渡(另外有絞車渡的叫法),之所以存在那種不一致,是文盲占多數時代的顯著特點——縣以下的小地名均為當地人口口相傳的命名法且沒有確定的文字名,同一個地點才會有多種叫法(寫法)存在。到了1970年代,多數農村人口都已經識字的條件下,小地名也開始需要用確定的文字完成“書面化”了,不再存在著人言人殊的那種差異狀況。

  分田之后的很短時間內,技術服務和廉價公共產品的供應,就開始逐步遠離了農民的生產與生活過程,在農村和農民中間有一個長期的“去技術化”趨勢——看來技術下農村與個體家庭作為生產單位之間兼容性很低。

  毛時代農田水利建設與科學種田,在一定程度上顯著地推廣了科學思維。老家農村生產狀況的革命性變化,多集中于70年代,諸如新的水稻和油菜品種推廣,化肥農藥的廣泛應用,對農作物病蟲害進行生物防治乃至于人工誘殺,糧食作物的顯著增產,均發生于1970年代。印象很深的事件,是每年的適當時候,會統一安排用燈光誘殺稻飛虱和白翅葉蟬,每逢此時,老田和小伙伴們總會一夜夜爬上山崗,去觀看滿壟滿畈的星火點點,極度近似于人造的星空。不管人們的思維框架多么老舊和穩固,如果一次又一次親眼看到病因診斷和病情被遏制的效果,總會削減各種聽天由命的迷信思想或者無力感。與農業回歸家庭耕作相關,個體學習和應用新技術的成本效費比嚴重地變壞了,陷入日益“去技術化”趨勢的農業和農民,如果有些聽天由命思想的回歸,應該不算意外吧。

  此外,在分田之后農村社會中間,從前個人依托集體而存在的那種舊公共領域解體。此后,民法中間的各種相鄰關系(例如通道空間和用水關系等利害關系)成為日益增加的人際沖突源泉,相互之間的敵意和隔膜顯著增加,傳統時代就已經存在的禮俗社會之意義生產網絡被人為斷開了,個體精神無所寄托,個體孤獨感或者孤立感顯著加強,在精神或者意義生產領域對天國的需求,就顯著上升了。

  更重要的是,各種農民生產與生存條件重新脫離個體家庭的掌握,水旱災害乃至于收購價格等各種至關重要的事務,都脫離農村人的掌控能力。即便是在村莊內部,在物理空間相近進行密切互動的成員之間,各種基于財富分層的競爭性顯著上升,其后果是大多數人被少數成功者對照和貶低,這也日益嚴重起來,結果,不管是有形的物質收入方面還是無形的意義評價方面,多數人的無力感或者“貧困化”體驗都顯著上升,與此相對應的舊有的想象力就回歸了。顯然,生產境況和生存體驗方面的復舊速度有多快,意義貶低有多嚴重,迷信的回歸就有多猛。

  一個人的世俗與理性態度,不會憑空得來,反應的是人們對自身生存境況和條件的理解與掌控程度,反之亦然。還有些特殊狀態,很有助于天國信念的推廣,人們在嚴重災害面前的無助狀況,也往往是天國迷信或者來世傳說最能夠深入人心的時期。毛時代的饑荒年景里,政府的政府救濟事業相對及時和有效,這也成為人們生存條件變化的重要憑借,此后災害不再決定人們的生或死,而僅僅只是一個災害減產的年份罷了,這就徹底取消了各種天國傳說最能夠深入人心的那種間歇性漲潮時間。

  顯然,任何一股世俗化的浪潮都不是偶然的,而是與人世間的生存境況改變以及人們對自身命運的掌握力度緊密相關的——人們的生產生活狀況在何種程度上是可見和已知的,這就意味著對迷信事業的一個理性化替代,這樣的釜底抽薪之舉,遠不是一個政府破除迷信或者普及教育的運動,就能夠達到的。

故鄉大楓樹之下的老土地廟,分田之后神仙世界似乎也各管一攤了:一村有兩個土地廟

  老田故鄉的村莊,有一個地方叫“土地廟”,毛時代只是一個光禿禿的小塊空地而已,因為缺乏明確的對應物進行校對,方言發音中間往往被訛傳和錯解為“土地面”,當然這在小村落交流中間并不妨礙所指與能指的對應關系。等到分田之后,老一輩果然又在舊址重建了一個新土地廟,才第一次讓老田看到了能指與所指的統一,這才知道從前的解碼錯誤有多么嚴重了。

  分田并非農村變化的終結,而是另一種巨變的開始。三十多年來,在農村從事農業已經無法維持一份體面的生存機會了,只要是找得到工作,青壯年農民就不得不一代代外出打工,只有年老體衰實在找不到工作了,才不得不回到故鄉度過暮年。目前的農村,成為一個“推力”最大化的廉價勞動力再生產基地,而城市和工業則維持著“拉力”最小化的狀況,一代代農民工的后面是“無法安心從業的農村”、前面是“進不去的城市”,這樣一種特殊的“推拉”狀況是與中國的全球分工地位緊密相關的,而這需要另外一篇文章來展開認真分析。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初稿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修訂

「 支持紅色網站!」

紅歌會網 SZHGH.COM

感謝您的支持與鼓勵!
您的打賞將用于紅歌會網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傳播正能量,促進公平正義!


相關文章
选号为何不选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