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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黨中央對西路軍見死不救?

2019-07-11 14:12:25  來源:雙石茶社  作者: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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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中央對西路軍見死不救?這個說辭,在改開以降的歷史時期,有過不小的市場,不少人就著這個說辭掀浪頭。比如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就曾以“西路軍被困高臺,中央嚴令不準突圍 ,援軍停在千里之外”為題,用整版的篇幅叫過撞天屈——其中一個名叫陳鐵鍵的研究員還為此叫板軍事科學院,要擺擂臺與人家單挑。

  然而,“墳典處處皆鐵證”,這個罪名,安不到黨中央頭上來!

  “西安事變”爆發前相當一段時間,西路軍的狀況和前景似乎比河東主力更陽光燦爛:河西部隊主動“西進”,“大靖、土門、古浪、涼州甚空虛易襲,不缺糧,人多,均漢人”,前頭還有“國際援助”可拿河東主力被迫東移,那邊廂卻嚴重缺水干旱,籌糧困難,“只能擴大游擊隊,擴紅簡直無望”。雖然徐、陳首長一再要求四、三十一軍渡河歸建,但河東主力的困難處境及重重敵軍的阻隔,這個要求顯然是難以實現的。

  “西安事變”爆發后,紅軍主力為應付有可能大規模內戰危機和爭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已很難西顧,原有再圖寧夏的選擇也最終被放棄。西路軍首長婉拒中共中央關于西路軍東返之議后,張學良被扣南京,西安二·二事變發生,河東形勢撲溯迷離,河東紅軍主力向西向用兵,政治上軍事上都是大為不利的。所以,黨中央一直都在尋找各種關系,希望以政治辦法救援西路軍。

  ㈠黨中央一邊準備接應西路軍,一邊尋求種關系通過政治辦法援助西路軍

  1月22日,毛澤東急電正在與國民黨談判的潘漢年,要其與蔣介石商洽:“紅軍在肅州附近部隊,現已因糧食困難,不得不東回,并非增援西安,請蔣勿誤會,并商蔣如能停止馬步芳進攻,則讓馬軍讓出涼州以西各城,使其自有糧可食,該軍自可停止東進,如蔣同意,則請速辦。

  幾天后,在西安與各方斡旋的周恩來致電張聞天、毛澤東,電文詳列了“蔣及南京對我方條件苛刻之原因”,其中一條就是“紅軍西路軍不斷失利的影響(兩馬說我們快打完了),引起他們輕視”。

  無可奈何而又憂心如焚!這個寫照用在這個時候的毛澤東身上,那是毫不夸張的。

  1月23日9時,“徐陳”致電軍委,報告了紅五軍高臺失利以及敵軍攔截西路軍東進的情況。

  同日,以為西路軍已按計劃東進的毛澤東還致電周恩來,告以西路軍已開始“向東急進,計劃以十天行程到達黃河邊”的信息,要求周恩來設法停止馬步芳部的追擊,并與于學忠商洽希望東北軍能“幫助西路軍渡到黃河右岸”。

  1月24日,毛澤東再電潘漢年,再次提出:“徐向前部如在河西,可照蔣意在涼州以西,但請蔣勸電馬步芳讓出涼州、肅州等城,以便就食,并令馬部停止攻擊徐部,如向河東開則另外指定防地,此點望速復。

  同日12時,又與張聞天、朱德、張國燾聯名致電周恩來、博古。

  周、博:

  西路軍進入高臺、臨澤地區,西面是窮十八站,至少暫時不能西進,二馬因未受嚴重打擊,十分猖獗,數日前襲擊指揮部,幸損失不大,領導機關缺乏自信力不把中心放在戰勝敵人,創造根據地上,而放在依賴外力援助上,要求我們把二馬弄好,并要求四軍、三十一軍西去援助,軍委已屢電指出其弱點,但一方面我們應盡一切可能援助之,二馬方面西安尚有辦法可想否,可否要于學忠對馬步芳來一威脅,謂不停止進攻,紅軍主力即將攻擊青海,如停止進攻,則西路紅軍可以甘州為界,甘州以東不相侵犯如何,盼復。

  洛、毛、朱、張

  2月4日,周恩來致電張聞天、毛澤東等,報告“[國民黨]三中全會只能做到宣布和平統一,團結御侮。估計容共案不能提出”,“蔣對西北領導必著著進逼,最后有取甘省可能”,“內戰有避免可能,但政治分化必加緊,對紅軍必給更多困難”,“分化目標首在東北軍,張回來希望極少”,“對西北民運必有相當壓迫和分裂”等等不利情況,同時也提到了“與友軍商定”后正通過統戰關系為西路軍脫困的措置:“西路軍除要顧電二馬外,并擬托于(學忠)、鄧(寶珊)設法,以便送錢去接濟,須與顧面商。其他則須去寧解決。

  2月6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以“萬萬火急”聯名致電周恩來,希望他即與東北軍于學忠部商洽“調一、二師進駐永登、紅城子一帶,一部向古浪伸進”,而且要“以快為好,因西路軍甚須于之配合”。

  2月9日,國共兩黨正式談判在西安舉行,共產黨代表為周恩來、博古、葉劍英,國民黨代表為顧祝同、張沖、賀衷寒。當日,黨中央致電周恩來,提出與南京政府談判的內容包括:“軍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編為十二個師四個軍,林賀劉為軍長,組成一路軍,設正副總司令,朱正彭副[]”;12日,張聞天、毛澤東再電周恩來,希望南京政府能督促“二馬”能“停戰讓防[]”。

  ㈡二月中旬以后,黨中央積極準備以軍事行動救援西路軍

  2月14日2時,毛澤東繼續電告周恩來,要其繼續促成“蔣指定涼州以西甘州府、肅州府及安西州所有各縣在內”,指出“西路軍待春暖以一部占安西州接取貨物,主力在甘、肅二州地區。但須馬部退出該地”[];12日,再電周恩來,請其就西路軍問題與南京政府再作交涉:“第一步,電令二馬停戰讓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自讓,同時派飛機送款彈去;第二步,派兵增援。結果盼復”[]

  2月18日20時,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請多方設法找人去青海,西路軍問題解決甚關重要”[];21日15時,再電周恩來:“西路軍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甚盼于二、三日內帶款回延,此二十分急迫”[]。

  同日,又電西路軍首長,鼓勵他們“自力解決難局”[]。

  21日,彭德懷、任弼時、左權等聯名致電軍委主席團并周恩來:

  一、西路軍目前處在一種嚴重關頭,野戰軍亦處在團結友軍,保障和平,推動全國抗日運動之關鍵時刻,如以主力出援,于軍事上、政治上均不利,如以三分之一兵力出援,不易完成任務。

  二、由淳化地區出動,經寧縣、瓦亭、隆德、單家集至一條城,需二十天;由一條城至張掖,需十五天至二十天,以上共需四十天,以現在部隊的質量,如此長征,減員必然很大。

  三、四十天內,如時局有不利之變化,增援無效,進退維谷,困難更大。

  四、根據南京昨晚根絕赤禍決議,我們最好采取明智外交途徑解決,否則以適當力量向蘭州上游西寧威迫,以求達到接出西路軍之目的。[]

  這個意見很可能也很容易被時人或后人責之為“見死不救”,但卻是一個看似冷峻無情卻也客觀實際的意見,句句都說得在情在理。那年那月那日,“推動全國抗日運動”的“大局”在河東而不在河西,這是一個冰冷得像鐵板一樣的事實!在這個“大局”之下,紅軍向西進攻無論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是大為不利的!

  22日13時,毛澤東電復河東部隊前敵指揮部司令員彭德懷、政治委員任弼時和周恩來:“西路軍已至極危險時候,其原因正如彭、任所述,如該軍失敗則影響甚大”,“增援軍擬以十五軍團、三十一軍(或四軍)、二十八軍、三十軍及騎兵第一團組成之,以伯承任指揮,張浩同去”,“估計增援軍到達靖遠(或狄道),西路軍嚴重情況即可減少,到達永登即可解圍,彼時西路軍即向安西增援,或仍東回,或向甘涼取貨物,并改造西路軍

  2月26 日22時,軍委主席團決定援西軍的組成:“增援軍決以四軍、三十一軍、二十八軍、三十二軍及騎一團充之”、“伯承接電即到淳化待命”。

  1小時后,軍委主席團復電西路軍:“固守五十天,我們正用各種有效方法援助你們”。

  目前收集到關于增援西路軍電報中,有5份都是在2月27日簽發的,而且其中3份還是同一時間簽發的,內容都是調集和確定兵力和日程,督辦器材、彈藥、糧草,征集船工,籌措經費……,等等——那個時候,國共和平談判正在進行之中,中共中央已經在2月10日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中作出了“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等“四項保證”,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打土豪”籌糧籌款的辦法也已經不能采用,共產國際答應援助的款項(兩筆共20萬美元于1937初陸續匯到了上海宋慶齡處)又尚未送達,蘇區和紅軍的經濟窘迫狀況也可想而知。而為給援西軍籌足經費,中央緊急“搜刮”了紅一、紅二方面軍的現款,甚至還停發了慶陽步校和陜甘省委的飯錢——要他們“自己撙節渡過,候南京談判弄好得錢后才有款發”,而邊區后方機關已實行“裁員減膳”,裁員2000多人,伙食費也降到“每人每月不超過三元”。

  史載: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紅軍的后勤保障面臨著突出的問題:供給量急劇增大,糧食、經費嚴重匱乏。這時,陜甘寧地區的紅軍已達7萬人,以平均每人每月用糧45斤小米計,全軍每月用糧需要315萬斤。此外,每月的伙食費、辦公費和津貼費需要50萬元,還有醫藥、無線電器材、軍工材料等物資的購置費。時值冬季,全軍急需配發冬裝,而7萬套棉衣的制作費即需33萬元,加上購置棉被、棉帽、棉鞋、大衣、手套等,所需費用數額更大。陜甘寧邊區經濟落后,嚴重缺糧,又是回漢民族雜居區。根據黨的民族政策,紅軍不得向回民籌款。蘇區內流通的貨幣既有蘇維埃中央政府發行的“蘇票”,也有國民黨政府發行的“法幣”和黃金、白銀等硬通貨,其中“蘇票”只能在蘇區內的漢民和紅軍中使用。這些情況,給紅軍的后勤保障帶來了嚴重困難和巨大的壓力。

  山城堡戰役后,毛澤東還曾致函楊虎誠,商借救急款項:“叨在抗日友軍之列,擬向兄處暫借三十萬元。除以十萬元請兄處代購彈藥外,二十萬元作為給養被服費。如承兄慨允,請分批撥付,部隊驟增,無米難繼,不得不向兄閣下作庚癸之呼,閣下交友出于至誠,諒不固拒其請。還期約明年三月,決不失信。另備輕機關槍一百挺,如兄處需此,敬以奉贈

  輕機關槍一百挺!連“革命武器”都要拿出來換飯錢了!這都難成啥樣了?

  至于共產國際援助的那筆“20萬美元”的援款(折合法幣約67萬元),就算是能全部及時送到蘇區,那也只能是救得了急,卻救不了窮!所以,早在三大主力會師前夕的1936年9月間,毛澤東、周恩來等軍委領導人就已主動將津貼費由原來的12元降為5元,各軍團參謀長、政治部主任也由原來的8元降至4元——到了1937年4月,干脆就來了個“絕對平均主義”:全軍指戰員每月5角錢的鞋襪費被取消,津貼費一律為每月1元,部隊用糧由每人每天2斤降為1.5斤,機關人員由1.5斤降為1.25斤。

  2月28日23時,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要他“先斬后奏”:“增援應在軍隊開始移動后告顧,過早恐危險”——這也就是說,待援西軍出動后再告知國民黨方面(這里的“顧”是指顧祝同),同時告以增援西路軍的步驟:“第一步,在靖遠地域渡河,徐、陳主力置西岸,羅、宋兩部置東岸,估計此時即可解徐、陳之圍;第二步,或陳、徐去安西而增援軍東歸,或徐、陳與增援軍一同東歸,或援軍主力與徐、陳會合一同西進,但羅、宋東歸看情形決定,但似以第一種較有利”。

  彭德懷、任弼時、劉伯承、左權等于援西軍就要上路的3月1日再電中共中央和軍委主席團,再次建議:援助西路軍最好用政治交涉辦法解決,“實際出兵從各方面估計均不利”;西路軍只有堅決東進,我們派隊至蘭州下游掩護或西進威脅,同時向馬鴻逵、馬步芳交涉。據情報東北軍已決定東開,我增援軍入涼州后,“可能被蔣軍隔斷,可能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彭、任、劉、左等人的考慮的確是有道理的:月前結束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雖然還是通過了《關于根絕赤禍之決議案》,但已由武力“剿共”變為和平統一。事實上開始接受共產黨關于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國共合作主張,還確定了和平統一、修改選舉法、擴大民主、釋放政治犯等原則,內戰結束實現國內和平的大局基本奠定,紅軍主力再向西大動干戈的確會導致“各方面不利”的結果。

  3月2日17時,毛澤東向彭、任等再次詳陳了“援西”的理由:

  甲、中央與軍委決定增援西路軍的理由如下:

  ㈠西路軍已完全喪失自信心,處在極危險地位,一切都無效力,只有增援一舉可以穩定軍心,撐持時日,以待問題之解決。

  ㈡西路軍如根本失敗,影響極壞。

  乙、但增援及實行之程度,必須服從下列原則:

  ㈠不影響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隊開始行動時,周即告顧祝同,請其諒解,如不影響和平則實行增援,否則中途停止,而將增援部隊位于西峰、鎮原、固原地域。

  ㈡不使增援軍又陷于困難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諒解而我軍西進時,只能控制黃河一段,調動二馬,接出西路軍,共返東岸,不可更向西進,因為現在已經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

  丙、上述決定,請向軍師兩級主要干部解釋明白。

  丁、政治上解決及收買二馬與軍事增援同時進行,如收效即停止增援,此項請周注意。

  同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書記處也通知中共中央:

  很遺憾,從我們方面緩解西路軍的處境是不可能的。你們討論一下并從你們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驟來拯救西路軍并與紅軍主力建立聯系。為此目的,你們要與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軍隊進行談判,看能否從他們方面對馬步芳施加壓力,如有必要并同他們協商你們的部隊和他們的部隊作相應調動。

  同時我們覺得,你們建議南京政府為了共同的和解對馬步芳施加影響,并爭取停止那些違背你們意志的軍事行動,這也是合適的。

  ……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

  中央書記處致電西路軍首長:“中央現在決定派隊向你們增援,(你們要)利用各種其他方法幫助你們團結干部,激勵士氣,(配合)增援軍,戰勝當前敵人”,同時希望西路軍認真檢點深刻認識“自信心掃地,寄希望于外力”及戰略戰術以及群眾關系上的錯誤,求得在“政治上、軍事上得到徹底的轉變”……

  時任軍委主席團副主席的張國燾也于同日以個人名義致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你們上次來電談到你們所受的損失,應由軍委負責,那是錯誤的”,“談和平不可靠,紅軍主力應當西移,這是對于統一戰線的成就有不正確之估計”,“要求四軍、三十一軍歸還建制的觀點,也是錯誤的”……

  無論張國燾本人后來如何,后人對其有何種看法,無論他的這番話是否出自由衷,我們在認真判讀了現有的原始文電及仔細考量了西路軍西渡以及西渡以來的征戰歷程后,還不能不承認,他的這三點批評都言之成理,都言之有據——而且是有事實映證的!比如,徐、陳此間一直糾結于心的“四、三十一軍歸建”問題,至少就部分緣自于他于年前“徐陳”要求“全軍西渡”不果后開出的那張“如有必要當由三十一、四軍負責來接通你們”的支票,而此后也參與了軍委主席團各種戰略指揮決策的他現在也清楚明白:于情于理于大局于利害關系,這張不負責任的空頭支票當下已絕無兌現之可能!

  ㈢直到西路軍的最后關頭,黨中央仍然在國共談判中為西路軍爭取合法地位

  3月5日凌晨2時,毛澤東致電援西軍首長劉伯承、張浩(林育英)以及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等:“款到淳化即送八萬至十萬予西援軍”,“請周于明日或后日,即向顧祝同、張沖說明增援事,特別說明四軍、三十一軍要求援助之迫切,如顧電令兩馬停戰,或派人乘機赴青海說通兩馬,我軍即中途停止”。

  這里的“款到淳化……”,很可能指的是擬從西安送往延安的共產國際第一批援款。

  同日,劉伯承、張浩率援西軍開始由淳化出動。毛澤東繼續催促后方的周子昆、袁國平和已率援西軍第一梯隊從鎮原出發的羅炳輝、宋時輪:“周、袁速令船工隊去鎮原,羅、宋應留相當兵力在鎮原等候船工隊”。

  同日13時,毛澤東、朱德、張國燾電告“徐陳”:“想盡一切方法,至少支持三十天,就有辦法”;18時,援西軍首長劉伯承、張浩、李達致電軍委和“徐陳”,告知已“率隊由淳化出動,并帶無線電二十五分隊與你們聯絡”。

  3月7日,“馬家軍”向三道柳溝西路軍陣地發起猛攻,組織大規模的集團沖鋒,已瀕臨彈盡糧絕的紅色戰士們與敵晝夜激戰,殲敵千余,自身傷亡700余人,三十軍八十八師師長熊厚發身負重傷,紅軍陣地被優勢敵人進一步壓縮至方圓不過十里狹小地域,已無法有效遏制敵人的進攻勢頭……

  而就在同一天里,毛澤東還電告正在西安與國民黨談判代表顧祝同等談判的周恩來,要他盡力爭取紅軍改編為四個師,因為“徐向前部分不能不編一個師”,“但如蔣介石堅持三個師時,亦只得照辦”;3月8日,在經周恩來等力爭后雙方商定,由周恩來將一個月來談判達成的共識歸納成15項條文的提案(政治問題5條,改編問題4條,善后問題6條),擬送蔣介石作最后決定。

  條文中關于西路軍部分的內容概偠為:

  在河西走廊令馬步芳、馬步青部停止對紅軍西路軍的進攻,如無效,請即許可自衛增援。

  這是為紅軍援西行動準備的“如無效,請即許可自衛增援”的自辯說辭;在國內和平大局既定的情況下向西用兵雖然是逆天時逆大勢逆潮流之舉,但我們的確也有迫不得已無可奈何的合理緣由……

  但此刻西路軍已經到了最后關頭,毛澤東也不得不考慮“軍事增援”的效果和后果了。

  3月9日22時,還不知道賀衷寒正在乘人之危搞了小動作的他急電周恩來:

  甲、西援軍現停止于白楊城、青石嘴之間待命。

  乙、徐、陳所部在沙河堡僅占地十里被敵包圍,糧水均缺,不能持久。

  丙、全力用政治方法解決,并須速解免去軍事增援為上策。

  丁、此事須在你去南京之前督促張沖、顧祝同即速辦理,并得確定結果如:

  ㈠二馬撤兵停戰。

  ㈡飛機送款彈。

  ㈢容許西路軍安全東還,或容許其去肅州、安西。

  這已經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無可奈何了。

  不過這個時候他還沒有完全死心,軍事救援的行動仍未宣布終止——次日,他仍在向劉伯承、林育英詢問援西軍和船工隊到達的位置,并要求“援西軍到達白楊城后,應積極鼓動指戰員,克服困難,達成增援任務”。

  12日,在為討論國共談判方針而緊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毛澤東發言說:“我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與國民黨談判應“先談原則問題,再談技術問題”,“國民黨代表應確定,有些人可不同他談”;而張聞天在發言中也指出:“我們這方所提出的條件,已經是很低,沒有提出交換條件,以致對方采取(對)我方進攻,把談判變成一種收編的形式。我們必須改正這一形式,政治上要向他進攻,要使他轉變(為)防御的地位”,“恩來同志可以召回來,其余的人可以留下與之聯絡”。

  政治局常委們達成共識后,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周恩來并告彭德懷、任弼時、林育英,提出共產黨方面“最低限度的要求”:

  一、三個國防師組成某路軍領導不變,副佐不派,學校必須辦完本期,政工人員不變,每師人數一萬五千余,編制表自定,服從國防調動,西路軍立即停戰……

  中共中央這是要在政治上取進攻恣態來達成自己“最低限度”的要求。

  “軍事增援”肯定是不趕趟了。13日2時,毛澤東電告援西軍首長:

  ㈠西路軍情況如所知。

  ㈡援西軍全部在鎮原、青石嘴線停止待命,加緊訓練。

  兩天后,西路軍完全失敗。

  結論

  西路軍是一支紅軍主力,是共產黨領導的一支重要的紅色武裝力量,是那年那月的共產黨為數不多的幾個本錢之一,黨中央對西路軍處境一直就是非常關切的!“西安事變”后,西路軍又是國共和平談判上的重要砝碼之一,西路軍存,共產黨的砝碼增,談判地位也隨之增高;西路軍亡,共產黨的砝碼減,談判地位也隨之降低。黨中央在面對河東復雜多變撲溯迷離的大局之際,仍然竭盡全力設法援助西路軍。從準備派部隊黃河邊接應,到通過各種渠道包括“銀彈攻勢”解救西路軍、在國共談判中為西路軍爭取合法地位,再到組織援西軍增援西路軍,可以說盡到了一切努力!

  有人曾在《北京日報》撰文稱:“西路軍被困高臺,援軍停在千里之外,中央嚴令不準突圍”,這就基本上可以認為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了!援軍是道遠水,能解什么近渴?真正被困高臺的是紅五軍主力,距沙河堡、倪家營的西路軍主力不過百里之遙,紅五軍政治委員黃超率紅五軍另一部駐臨澤,距高臺不過數十里之遙,不也一個星期以上沒發一兵一卒的援軍么?至于嚴令不準突圍的命令,那的確是有,但發出命令者卻不是中央,而是西路軍首長通過黃超派人向董振堂軍長傳達的。如果說有誰誰誰要借刀殺人,那么我們可不可以問問一句:紅五軍是被誰借刀殺了的?究竟哪一個更容易附會“借刀殺人”之說?

  事實是,既或是在西路軍失敗后,黨中央對救援西路軍將士也付出了極大努力,有5000人以上的西路軍將士陸續回到了黨中央的懷抱。

  當年前輩們千里迢迢回到延安,一頭扎進黨的懷抱痛哭又失聲,一心跟黨走進了革命的勝利。現如今有的后人們卻反說中央要借刀殺人,不說有沒有黨性,拍拍自己的良心,過得去么?這么著胡折騰,究竟會黑了誰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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